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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思考
时间:2014-03-27  作者:郭剑波 戴震门李建国  新闻来源:政治部  【字号: | |

   网络反腐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种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反腐败的形式,主要是借助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遏制腐败行为的方式。表哥房叔、“房姐”、车爷、到雷政富不雅视频日记门等热点事件,再到实名举报的刘铁男被“双开”事件,利用网络曝光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党的“十八大”后,中央高层坚定的反腐决心进一步加强了“网络反腐”的力度,凸显了反腐信息化的时代特征。然而,鱼龙混杂的网络,必然有其弊端的存在,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势在必行。本文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对“网络反腐”如何走向法治化进行思考和探讨,与同仁共商榷。

 一、“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

网络反腐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近几年一些贪官的落马与网民的不懈努力不无关系。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受众率高,互动性强。网络举报贪污腐败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率高,操作便捷等优势,对权力的监督变得更为迅速及时。并且网络特有的互动性,使举报受理机关可通过网络直接与举报者交流互动,有效提高信息反馈速度。

二是监督安全隐蔽,风险大大降低。传统的举报监督,往往需要举报人亲自陈述举报内容、提供证据证言等这样举报人的身份就难免会被暴露,容易遭到被举报对象的打击和报复,导致普通群众不敢监督甚至不愿监督。网络却因其具有良好的匿名、隐蔽特征,使举报者随时随地都能与办案机关进行安全对话,即时交流,并能避除现实中人情因素的干扰,从而很好地保护了监督者的权益,规避了监督风险,扫清了监督障碍。

三是监督主体更广泛、直接全面。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截至2012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2.1%庞大的网民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各个领域,分布广泛。能直接全面地监督到监督对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然而,检察机关担负着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腐败案件的重要职责,网络反腐虽然能给检察机关提供线索,但是却不能直接采信网上线索,需要经过查证属实后才能采用。同时,网络反腐也存在很大隐患。

一是网络信息来源真假难辨,容易侵犯被举报者的个人权利。网络反腐主要靠网民的积极回应和热情,但是虚假的举报信息不仅使网民被误导的风险上升,同时极大的增加了相关部门辨认信息的成本。网络上盛行的人肉搜索等侵权问题接踵而至。失实的举报对清廉的官员甚至无辜的第三人造成了侮辱诽谤,不仅影响到整个监督制度,也使得网络反腐本身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是影响案件侦破的进展。随着腐败与反腐败的反复斗争,贪污贿赂犯罪等职务权力犯罪,逐渐趋于更智能、更隐蔽的方向发展,如果继续运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将很难获得有效的证据。但民间网络反腐中为推动官方反腐,往往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公开反腐信息和线索,很容易使举报信息过早暴露,让举报对象及早准备,采取各种手段来应付纪检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调查,例如转移财产、销毁证据、事先串供等,这将导致案件细节难以查实,将调查置于被动境地,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额外的难度。

三是网络舆论自身存在局限性。(1)、网络舆论具有不稳定性 。美国传播学家认为,人们倾向于接触、理解、记忆与自己既有认知、立场相吻合的信息。网络事件的出现会受到多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作为实时信息传播媒体,网络的信息容量巨大,随时处于不断更新变化之中。在对具体事件的关注上,网络舆论缺乏持久性。当新的热点事件出现时,民众的注意力又迅速转移到别处,原来的热点问题迅速降温。这种一阵风现象,造成了网络舆论监督过程的不稳定性。(2)、网络舆论监督情绪化。在网络舆论反腐案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普通大众的主观情绪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民众的感性思维往往在第一时间占据舆论主流,主观道德上的批判超越了法律底线。如对邓玉娇刺死官员,网络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守贞操的弱女子杀死炫富、好色的坏干部”,这是英雄之举”,邓玉娇也被众网友誉为巴东烈女抗暴英雄”,情绪化色彩可见一斑。理性地看,这种情绪化并非网络舆论独有,而是人类舆论无法避免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广大民众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网络舆论情绪化有利也有弊,网络舆论情绪化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网民共鸣,有利于对腐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由网民自发组成的道德、法律审判团”,往往对事件的后续发展起到影响作用,有时甚至会被怀疑有干涉司法公正之嫌。网络舆论情绪化也是网络暴力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这种情绪如果超越了限度,会使一些普通案件演化出一系列网络暴力甚至现实暴力事件,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和冲击。

二、检察视野下网络反腐法治化的途径

 () 理性认识网络舆情

1、网络舆情飙升暴露了传统民意表达途径的软肋

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表达主要有: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案;通过政府信访部门上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听证会。这些形式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作为普通民众表达心声愿望的重要途径之一的传统媒体,理应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传统媒体自身存在着信息传播速度慢、程序繁、信息量有限以及传播的单向性等弊端,舆论监督软弱无力。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条快捷有效的利益诉求途径,避开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繁杂程序、规章制度限制,摆脱了传统媒体的种种缺陷,给民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信息获取及互动交流途径,极大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网络舆情的快速增长趋势暴露了广大民众传统利益诉求渠道的软肋。清醒地认识这些缺陷,对于合理利用网络改进自身工作,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相互结合共同预防和打击腐败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

2、网络舆论宜不宜

在网络舆情的处理上,一些基层部门,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甚至时常动用警察打压。事实证明,面对网络舆论,简单的封、堵、盖已经越来越失去效力,甚至会适得其反。网络舆论在一定意义上, 还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减压阀。

() 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督保障体系

检察机关承担着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的重要职能,网络反腐如果属实,势必最后会进入司法程序。而检察机关在网络监督体系上很不完善,不能直接对网络反腐的案件线索进行监管,缺失对网络反腐线索的对接。

1、与网络舆情监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有效拓展信息来源渠道。

建立健全一套快速高效的网络舆情监管联动机制,是信息社会对党和政府反腐败工作的必然要求。其一、信息传播的高速度、高效率,给党和政府留下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及时准确地把握信息发展动向,才能为有效决策打下基础。其二、随着网络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地方政府的反腐斗争影响已不再局限于所在地,而往往要接受网络范围内民众的评议。及时了解和掌握舆论信息,对于地方政府改进工作、树立形象等有积极作用。其三,网络舆情监管部门职责在于,及时准确地掌握网络舆论走向,关注焦点事件和网络舆论聚合现象,为党政部门正确决策提供信息依据;及时发现、搜集网络舆论揭露、曝光的腐败线索,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查处行动整合信息;及时有效地开展信息公关,对网民疑虑予以回复,对相关事件处理结果实时反馈,并搜集民众意见,形成再次反馈。

2、实行信息公开制度。

网络反腐败需要宏观关联制度体系构造的协调。如信息公开,财产申报等制度如何与网络反腐机制相协调,现行法律与党的反腐倡廉制度政策的冲突和协调问题,对举报者与证人保护以及网络实名制问题;网络组织的蔓延与民政部的社团条例形成严重的冲突,如何保障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发挥网络反腐组织的民主监督功能,需解决民间网络反腐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个人信息立法与舆论监督所涉及的隐私权、名誉权问题等。虚假信息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某一腐败事件的敏感度越高、民众关注度越高,谣言产生的几率就越大,若不及时予以澄清,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大。流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透明。及时公开信息是有效消除谣言的主要手段,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信息公开既意味着对人民民主权的尊重,对人民知情权的保证。进一步健全准确高效的新闻发布机制,在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中,及时、透明、详实地公开事件进展,表明政府态度,并接受广大媒体和民众的监督质疑。这样不仅可以通过事实真相消除民众疑虑,制止恶意谣言;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官方报道滞后的被动局面,向社会大众表明党和政府坚决打击腐败的决心。

3、通过完善法律保障人民合理的监督权。

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舆论监督与满足公众知情权是分不开的。加强网络法制建设,不仅要规范网民言论,阻止网络谣言、恶意信息的传播,更要保障信息源头,使群众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一些地方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和个人惧怕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强大力量,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横加干扰,有时甚至打击报复举报人、监督者。如山东高唐网案、河南白宫事件等案件,因为在网上发帖反映市政府违法征地问题,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省灵宝市青年王帅甚至遭到跨省追捕。这反映了舆论监督保障方面的法律缺失。

(三)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建设进程

1、网络侵权免责及减责法律要件的完善

网络反腐是同通过在网络媒体举报发布腐败者的违法行为而得以实现的,如果对公民、媒体的表达自由苛以过多的责任,就会使媒体不敢发布传播举报者的材料,形成寒蝉效应,阻塞网络反腐的舆论通道,难以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但是如果对媒体消息传播的审查责任过于放纵,就可能造成侮辱诽谤的横生恣意,难以保护官员作为一个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设计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网络媒体的责任承担与免责减责法律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910日起施行,根据《解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构成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诽谤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但对不知情,非恶意的减责要件任然没有规定。

2、侮辱诽谤侵权的诉讼程序

针对媒体诉讼有可能涉及不特定的公众,在设计侮辱诽谤侵权诉讼程序时,应当借鉴英美的简易即决判决程序,从而,避免媒体的诉累而殃及媒介的表达自由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公众知情权; 新闻真实的证明程度是新闻侵权诉讼的关键,新闻真实具有时效性,我国目前在诉讼证明制度中采取的客观真实主义没有注意的新闻信息传播的特殊性,影响媒体网络反腐败舆论监督,只要不是恶意诽谤,可以考虑降低信息真实的证明程度。

3、网络媒体自律机制的建立

网络反腐涉及公民的基本人权表达自由,对表达自由关联利益的制度平衡与选择应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网络治理不仅仅要靠法制,也要靠道德自律,我国互联网发展只有十几年时间,在当下道德观念日益多元的情形下,应当研究如何建立完善互联网的行业自律问题。  

4、加强法治化建设进程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施行30周年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网络反腐作为新兴媒体也应走向法治化道路,用法治来规范强大的网络舆情,防止网络审判,尽快出台《反腐败法》。只有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才能充分保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创造有法可依的网络环境,网络反腐才能规范运行,有效弥补传统反腐的缺失。

 








 三项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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